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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维系着阎锡山对晋绥军系统的绝对控制?

文学艺术2019-10-066

文|白孟宸


1949 年3 月,进军太原的解放军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梁化之作为特种警宪指挥处的实际掌控者,与杨贞吉的军队特工系统再加上王靖国等军人的“铁军组织”共同维系了阎锡山对晋绥军系统的绝对控制。


从组织体系上来看,晋绥军与阎锡山的关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中的。1930年,阎锡山因为中原大战失利,暂时避走大连算是晋绥军系统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此之前,晋绥军与阎锡山的关系与西北军之于冯玉祥较为接近,阎锡山只能算是派系的共主。但阎锡山的暂时离去,并没有造成类似西北军最终分崩离析的结局,而是在内斗中产生了好聚好散的状况。由杨爱源和徐永昌掌握的两大派系,将商震逼走,而傅作义则趁机完善了自身的派系建设,仅仅在表面上维持了与阎锡山的主从关系。


杨爱源系统则在这个时期以五台籍将领为核心建立了对阎锡山较为牢固的忠诚。相比之下,徐永昌作为外来客军,虽然与阎锡山之间有知遇之恩,但最终也在阎锡山归来后交出权力与晋绥军分道扬镳。


1949 年4 月24 日,太原战役结束,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城防司令王靖国被解放军押送


中原大战失败带来的动荡之后,阎锡山晋绥军系统虽然损失大半,但内部维系力量反而得到加强。只是这种维系更多的是个人信仰和义气所致,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直到抗战爆发后,晋绥军遭遇了拥有先进政治组织的共产党人,阎锡山才开始认识到建立内部组织的必要性。晋西事变中,山西新军脱离晋绥军系统,转而接受共产党领导,大批进步青年甚至高层幕僚都认定未来不在太原而在延安。


在这一背景下,一批在晋西事变中对中共犯下血债的晋绥军将领在阎锡山的授意之下决定建立一个反共组织,即1939年11月成立的“铁军组织”,1949年困守太原的王靖国和孙楚均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事实上,在“铁军组织”成立之后,晋绥军的军事指挥完全把持在“铁军组织”中,虽然杨爱源这样长袖善舞且不愿擅权的晋绥军老将被“铁军组织”奉为头目,但实际上在“铁军组织”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恰恰是王靖国和孙楚等有着强烈政治野心和反共意志的少壮派将领。


1948 年11 月,阎锡山在山西太原的官邸留影,桌子上摆放的是他让川至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制造的5


“铁军组织”在晋绥军内部一家独大的情况,让阎锡山感到了威胁。因此他将兼顾军政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地位提升。事实上“铁军组织”原本应该是民族革命同志会内部的核心组织,但阎锡山却逐渐将两者分开,在“同志会”内部有意识鼓动梁化之和杨贞吉为代表掌握情报警宪单位的“文官派”与王靖国等“铁军组织”展开对抗。


在新训部队崩溃,再重建,再崩溃恶性循环之下,阎锡山不得不更加依赖严酷军纪和堡垒体系来保证晋绥军在战场上发挥最低程度的战斗力。在高城深垒之后,梁化之凭借70多个情报单位、1400多名专业特务、700多名武装特务以及900多名潜伏的“细胞特务”,得以窥探晋绥军从上到下的每一个人,王靖国等人的“铁军组织”也能保持一定的督战能力。这样一来,中共地下组织在晋绥军中的秘密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晋绥军也绝少出现战场起义的情况。


但通过高压维系对阎锡山的忠诚,到1949年却使得整个晋绥军系统难以走向光明。阎锡山自身在1949年仍然不愿意转向中共一方。据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曾通过梁化之向阎锡山劝降,结果阎锡山说自己已经做了蒋介石的部下、伺候蒋,上了蒋介石的船,想退回来为时已晚。而阎锡山的部下中,梁化之、孙楚、王靖国对中共方面都有血债,又不敢向阎锡山提出起义,只能坐视阎锡山让川至医学院附属制药厂制造毒药,拿给美国人做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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