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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萃」王秋英 | 比较阅读《边城》与《呼兰河传》随感

生活时尚2019-10-116

文学


作家新干线


主编寄语


且读书,你就是活了两世;


且写作,你就是活了三世。


作者简介


王秋英,山西太原人,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退休前系山西省城某中专学校语文高级讲师。山西省作协会员、省女作协会员、省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太原市诗词学会会员、太原市作协会员、山西杏花诗社、并州九九文学社、太原万柏林诗词学会会员、《太原晚报》夕阳红记者、《并州老龄》通讯员、《老友导报》读书指导员等。2012年,个人曾出版《灯下漫笔》《课余偶作》两册文学自选集,共计45万字。


文学天地


比较阅读《边城》与《呼兰河传》随感


王秋英


退休之前,在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教学中,我曾多次邂逅这两篇小说。虽都是节选,却被其艺术魅力深深陶染。前不久再行通读后,想对二者做一简单比较。


《边城》的作者沈从文(1902——1988),笔名休芸芸,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1934年创作中篇小说《边城》。该小说被译成四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日、韩、英等十多个国家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1940年完稿于香港的《呼兰河传》,乃萧红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1941年5月由桂林上海杂志图书公司首次出版,至今已发行二十余种版本。


通过比较阅读,我认为它们是属于异同点较多的两篇小说。


先说共同点:


一. 《边城》《呼兰河传》都是用地名来命名小说名字的,


二.两篇小说同是以祖父与孙女二人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的。


三.两篇小说都是创作于战乱时期,两位作者同为现代著名作家。


四.两篇小说都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由乡音唤起乡愁,以乡愁激发乡情。


五.两篇小说同是两位作家的代表作。人们说起萧红时,会首先想起《呼兰河传》;提到沈从文,大家必定要说说《边城》的。


六.两篇小说都是边地题材。若无颇有影响的《边城》和《呼兰河传》,我想,世界上恐怕很少人会注意到“茶峒”和“呼兰河”的。因为,在中国偌大的行政地图上,它们恐怕连个点都难以找到。


七.作为小说的两篇作品,诗意隽永,画面丰富。文字之美,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1999年《亚洲周刊》对廿世纪全世界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边城》和《呼兰河传》均被遴选为100强之列。《边城》评为第二名,仅在鲁迅的《呐喊》之后。并且,《呼兰河传》和《边城》都有几处入选我国小学、初中、高中教材,并改编为影视、话剧、歌剧、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再谈相异之处:


一.风土人情不同


先来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


小说题目“边城”所指,乃川湘接壤之湘西地界,叫做“茶峒”的小山城。此地凭水依山建城。这里有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浓翠的细竹、恬静优美的山村、桃花深处的人家、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还有恬淡无争的生活。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条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贯穿各个码头的一条河街上,人家的房子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余地有限,那些房子都是吊脚楼。河中涨的春水进了街,各家各户就都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然后带着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去。待水退后,方从城门口出城。


边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这三个节日。文章用8个页码写了端午节的活动。


这天,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任何人家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00点,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


船只的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搁在河边干燥的洞穴里。要用它时,便拖下水去。


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浆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坐在船头的,头上长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在船只中部。船一划动,即刻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


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与民同乐,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放入河中。谁把鸭子抓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


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儿。


。。。。。。


这些朴实而自然的人文景观,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水光潋滟的乡村世界,如诗如画、如梦如烟。其中人情世态、古风习俗所折射出的人性,美得令人惊叹和神往。加之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的方言土语,使得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为以后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优美的环境。


我们再来读萧红笔下的地域特点: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满地裂口。从南到北,由东向西,几尺一丈的,好几丈长的,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一不小心,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小狗冻得夜夜叫唤。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早晨起来,推不开门了。


这样的气候会是哪里呢?正是黑龙江省的呼兰县——作者萧红的出生地。


呼兰河这座小城,共有四条街道。除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外,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两条街。这座城似乎很小,但作者笔下的生活场景却很丰富。


且不提书中一带而过的茶庄、布庄、金银首饰店、油盐店和药店,光是那用了些笔墨的,有卖豆芽的、卖馒头的、卖瓦盆的、卖麻花的、染缸房、碾磨坊、造纸坊、豆腐店、扎彩铺。。。。。。“我”家院子里还住着漏粉的、养猪的、拉磨的、赶大车的。看,粉坊的门前,搭了几张高的架子,亮晶晶的白粉,好像瀑布似的挂在上面。。。。。。


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五六尺深。不下雨时,那泥浆就像粥一样,比浆糊还黏,好像炼焦的大锅,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飞过,也会黏住的。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肯定要没顶的。但如果不下雨,这泥坑的危险,倒是更大些。在这里,就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呢!


这泥坑施与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一,因常常淹了鸡淹了鸭,抬车抬马,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因为有了泥坑,瘟猪可以变成淹猪。居民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


除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外,呼兰河镇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等,都是有丰富场面,有情节故事,给读者带来丰盛的立体感受。


作为一种物态的文化和观念,民间风俗必定会体现一方水土的独特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位作家一个源于西南,一个出自东北。因此,小说反映的地域特征与地方文化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字色彩不同


我个人感觉,就小说环境与人物而言,沈从文的《边城》以橘红、金黄和绿色等亮暖色为主;而从《呼兰河传》总体看,灰黑紫则成为小说的主流色系。


沈从文是这样描述的:


风光秀丽的茶峒,生活着祖孙二人。爷爷年逾七十,以渡船为生;翠翠年方十五,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因渡头为公家所有,过渡人不必出钱。常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船的爷爷执意不肯收钱。他必为一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里,俨然吵嘴似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如此情形多有发生:“翠翠,翠翠,拉着那个卖皮子的小伙子,不许他走!”


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当真去拦。爷爷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把钱强迫塞在那人的手心里,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搓着两手笑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于是,那些人全笑着走了。


这里也有穷人与富人,但几乎看不出他们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此地的船总,名叫顺顺,是位事业有成、颇具经济实力的中年汉子。他总是主动帮助贫弱家庭,和老船夫等村民平等对话,还在端阳节请他在临河的吊脚楼上看划船比赛。


由于边城的风俗淳朴,山民们普遍朴实无华。“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主人公翠翠,是被刻画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与青山绿水做伴,心灵上没有沾染一点尘埃,是湘西山水孕育出的一个精灵。翠翠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绿叶的嫩竹。


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家的二少爷傩送。他的哥哥天保,不久前也喜欢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


爱情本身具有排他性。作为茶峒的优秀青年,体现在天保、傩送两兄弟身上,既写出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胸襟坦荡,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仇,只有互相鼓励,公平竞争。兄弟俩相约,用唱歌求亲,让翠翠选择。


城中的养马兵,一俟得到老船夫去世的消息,立刻赶到碧溪岨,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编做筏子,撑到翠翠家,主动留下来帮着翠翠料理后事。


船总顺顺听说老船工出事后,急火火地带了船带了人带了酒肉赶来,“翠翠,爷爷死了我知道了,不要发愁,一切有我”。他亲自操办了爷爷的一应丧葬事宜,还请了道士,把葬礼办得妥妥帖帖,风风光光。


来来往往的过渡人不见了老船夫,又见翠翠辫子上扎着白线。便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


过了四七,顺顺又请养马兵去商量翠翠和二佬的婚事(他在长子天保死后,曾坚决不同意翠翠给次子傩送当媳妇),双方达成一致:等二佬回来,看他的意思再定。于是,老马兵就依然把马匹托人照料着。自己在碧溪岨跟翠翠做伴,把一个个日子过下去。


作者就是这样,以饱满的情绪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上世纪30年代,但茶峒这座边城里,没有战火,没有掳掠,没有尔虞我诈,如世外桃源般宁静和谐,人物自然也是美的。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大佬天保的豁达大度,二佬傩送的专情热血,顺顺的仗义慷慨,养马兵的热情质朴。。。。。。青山绿水滋养着人的品性和心胸。作者用细腻柔情的笔触,在塑造这些美丽善良的湘西人民。


由萧红的《呼兰河传》,我们看到:


东北人喜欢吃小鸡炖蘑菇。租住“我”家房子做粉坊的,屋顶上只要一下雨就出蘑菇。住在那房子里的人,每提着筐子上房去,全院儿的人没有不送上羡慕眼神的。


房顶上的人因为骄傲,忘了有许多地方是不结实的。一不小心,脚就会掉下去。把脚抽回来了,鞋子却径直落到了锅里。锅里是正在翻开的滚水,鞋子就在滚水里边煮上了。锅边漏粉的人越看越有意思,那只鞋子在开水里翻着,还从鞋底滚下一些泥浆来,弄的粉条都变成黄乎乎的。可是他们还不把鞋子从锅里捞出来,他们说,反正这粉条是卖的,也不是自己吃。


赶大车的胡家来了个十二岁的团圆媳妇。刚来时,小姑娘梳着齐膝长的大辫子,成天乐呵呵的做这做那。做婆婆的就想给她个下马威。于是,天天都传出团圆媳妇的哭喊声。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并且支持打团圆媳妇。胡家就受了鼓舞似的,越打越凶,越打时间越长。小团圆媳妇旧疤未结,新伤又添,终于被折磨得了病。老胡家听了跳大神人的话,又用开水给她洗澡。团圆媳妇几天后终于死掉了。


冯歪嘴子算是最快乐坚强的人,他很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住在磨房里,半夜半夜的打着梆子。会做年糕的他,总是推着小车沿街叫卖。冬天,老王家大姑娘在零下七八度的磨房里产下了他的孩子,盖着四五层面口袋取暖。被掌柜太太撵走,搬到一个草棚子里去了。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王大姑娘就死了。两个儿子全靠他抚养。人们又议论,说他小儿子长得特别慢,两个月前看着是那么大,两个月后看还是那么大。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他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如此这般,大街小巷每一个茅舍、每一个篱笆后边,都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这里的小人物几乎都冷漠自私、喜欢传话,夸大事实,瞧热闹不嫌事大。人们竭尽看笑话之能事,多像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鲜明地表现了人们麻木、无同情心的心理。


《呼兰河传》里非苦即悲,女性的疾苦描写得让人心碎。


让我们移步换景,去看看萧红迷恋的地方吧: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孙二人一起快乐地种黄瓜、倭瓜、玫瑰。。。。。。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我把他的草帽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然后祖父就戴着满头红通通的花朵进家门。祖母大笑,父母亲也笑,祖父也笑了十多分钟,我在炕上还打着滚笑。


小说的第三章,作者用轻松愉快的儿童语言,通过后花园的生活,如此这般写慈爱的祖父,写“我”的一段童年,才是全书最难得的一抹亮丽暖色。


相形之下,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多是选择健康、优质的事物写,萧红选择的对象,尽是落后的、劣质的事物。


三.结尾方式不同


《边城》的末了是这样写的: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的结尾模糊而悠远,令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沈从文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牵挂和期盼。


天保知道弟弟喜欢翠翠后,为了成全弟弟,他外出闯滩,结果意外而死。傩送觉得哥哥的死自己有责任,于是,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在一个雷电风雨之夜,爷爷毫无征兆地离开人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回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此终难避免悲剧。于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爱情故事陷入悲剧结局。


《呼兰河传》第七章算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说冯歪嘴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微微的一裂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


再后面的“尾声”,提到祖父的死,有二伯的死,对于冯歪嘴子,她说“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又写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确实写出了萧红的风格。正如茅盾先生评价所言: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儿,一串凄婉的歌谣。


四.叙事特色不同。


《边城》是一部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除了“题记”,用“二十一”表示了它的章节长度。里面有名字的不多,且人物关系简单,爷爷和翠翠,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


在《边城》里,作者惜墨如金,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并将她的爱情当做重头戏来写。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边城》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关于旷野渡口的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


翠翠之爱始终处于朦胧状态。她听到傩送唱歌,希望小伙子再来唱歌,表现了羞涩微妙的心情。她渴求爱情,与傩送之间发生的一切是那么敏感,又始终保持着青春少女的害羞。对爷爷常常提起的有关话题与人物,总是回避。喜欢一切与爱情有关的事物,却又怕人察觉。


。。。。。。


打开《边城》一路看去,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字里行间构建的一幅幅美景,会轻轻拨动读者心上那根细细的弦,在心灵上奏响最柔美的乐声。书中处处洋溢的自然纯洁、真挚的人性美、崇高的爱情之歌,不能不令人动情。


《呼兰河传》属于长篇小说。十余万字,共分七章,还有尾声。除了祖父和“我”,还有拴马车的老胡全家人、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写了众多人物,却没有主角,“我”只是贯穿作品的线索人物。


对诸如“有二伯”这样一个佣人,萧红专用一章的篇幅(20多个页码)来塑造他:


“我”家的厨子叫有二伯,三十年前就来到家里,他的性情很古怪。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开骂:“他妈的,王八蛋,兔羔子,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就是没有人吃的”!你若给他吃了,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


他喜欢和天空的鸟说话,喜欢和大黄狗谈天。要和人在一起,就一句话没有了。一旦说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常常不得要领。


有二伯的行李,睡觉起来就卷起来,用绳子捆着,好像他每天要去旅行的样子。


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既不是长袍,也不是短衫,宽衣大袖,正好到膝盖头。他还喜欢卷着裤腿。有二伯走到街上,人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


有二伯走起路来是端庄沉静的,好像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却不止一次偷主人家东西。


有二伯身处被奴役地位,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阿Q”似人物。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的惨死竟无一点同情。当他参加完葬礼,童年的“我”问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埋葬情形如何时,他竟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却连连夸赞老胡家的豆腐饭席面:“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


第五章里,萧红用长达40多页的篇幅,细致刻画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既是传统文化和封建陋习惯例中生活的普通女性,也是封建陋习惯例杀人的执行者。小说重点刻画了她善良背后的残忍,节俭背后的愚昧,因循背后的守旧。比方:对自家的团圆媳妇横看横竖不顺眼,嫌她个子太高,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吃饭要吃三碗等等。为了让小媳妇更懂事,更听话,更符合封建规范,她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理,施以毒打折磨。媳妇得病后,不仅夜里偷偷剪断人家的大辫子,还听跳大神的话,要给媳妇用开水洗澡。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衣裳,当婆婆的竟然在看热闹的众人面前,喊着号令,强行给媳妇扒下衣服。她用滚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硬是把小团圆媳妇活活折腾死了。为这个媳妇损失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做婆婆的想起来就哭,终于哭瞎了一只眼。


“有二伯”和小团圆媳妇婆婆的形象,不禁让我联想到,萧红不愧为鲁迅先生所提携,深得几分影响,她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将旧中国的国民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生活,在萧红笔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即便没名字的人物,诸如大泥坑里外祖母打外孙的、买卖麻花之间的,唱戏时同胞姐妹相聚等,其场面和情节也是铺排到位,引人入胜。整篇小说多姿多彩,生动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使我也跟着神游呼兰河小城,随着作者的高兴而高兴,苦闷而苦闷,悲伤而悲伤。


《边城》与《呼兰河传》两篇小说,风格不同,篇幅不同,故事容量和笔墨重点不同。前者故事更集中,重点更突出;后者的场面更丰富多彩,人物更栩栩如生,且富有市井气息。南地作家沈从文的文字秀逸隽永,诗意绵长;而北国作家萧红的文字汪洋恣肆,铺陈浩荡。前者读来,字字珠玑,美得心旷神怡,纯净得可以荡涤灵魂;而后者看去,更像一幅人间烟火浓郁的长卷风俗画,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五.立意不同


《边城》这篇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浪漫的思绪,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倾诉了作者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呈现了湘西人民淳朴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沈从文特殊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审美,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现。


《呼兰河传》以萧红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线索,叙述了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和小城故事,展示了乡民的生存情况和精神状态,折射出故乡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对人民的束缚与戕害,也暗示自己客居他乡的孤苦,对家乡及童年美好生活的深刻思念。


简言之,《边城》抒写的是理想家园,而《呼兰河传》反映的是社会现实。


两篇小说,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有别的主题呢?


A.与作家的身世和经历有关:


沈从文,湘西凤凰县人。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曾给予他无穷的享受。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十五岁当兵。五年的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湖南沅水流域。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诗意,成长为独具个性、声誉卓著的小说家。


1928年后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社会上也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因为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每天坐在屋里,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大街小巷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和牛角声……


沈从文在小说《题记》中,开门见山坦言: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降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她的童年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度过。九岁时,随着母亲的去世,父亲迎娶继母后,对她愈来愈寡情薄意。只有从年迈的祖父那里,萧红才可享受到些许人间温暖。


也是15岁那年,为了上中学,萧红和他父亲整整斗争了一年。终于在祖父的支持下,实现了去哈尔滨读书的愿望。初中刚毕业,严苛的父亲就逼她嫁人。为了读书,为了自由,她两度出逃,20岁时被父亲开除族籍,孤身在北平飘荡。终其一生,未再跟家人妥协。萧红试图靠近温情取暖,跟着丈夫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两个男人又都离开了她。幸得端木蕻良1938年与她结为伉俪,成为萧红志同道合的战友与爱人。然而,她总是被战争的动荡和烟火追赶、困境迭出。正当人生的黄金时期,不足31岁的萧红病殁香港。那天是1942年1月22日!


作者晚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定总是被寂寞苦闷的心情包围着,于是,她情不自禁地会想起童年和祖父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劳动,一起念诗的时候。祖父慈祥的面庞深深地印入作者的脑海,心里每每感到春风般和煦。我猜想,《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正是萧红怀揣如此这样复杂的心境完成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正是这美丽的花园,构成了作者童年快乐自由的生活,在萧红这样受封建传统观念统治的不幸女子看来,自由是多么弥足珍贵啊!这大约也是萧红从未割舍过对故乡热爱,并且创作这篇小说的动力之一吧。


B.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有关


沈从文认为,一个人仅有现实的世界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带有诗意的世界,即理想的世界。让我们先看《边城》中一段文字: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这正是沈从文要表现的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乡下人原始、淳朴的人性和人生,正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正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


因此,《边城》被评价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小说牧歌传说的顶峰之作”,也是理所当然、名副其实的。


《呼兰河传》的作者,意在表达对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之否定态度。萧红的这种创作动机,仍然与她的自身经历有关:


童年的家庭是荒凉的,成年后两度寄生家庭生活又以失败告终。。。。。。纵观萧红整体的生命,乃荒凉多于温馨,伤感多于如意。她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坎坎坷坷、多灾多难。可以说,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同命运拼搏的一生。悲凉的景观、伤痛的心灵,已成为与她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这座小城在萧红笔下必定是荒凉、寂寞的。且看,萧红是如何写东北地域乡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生存状态的:


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


茅盾先生评价说:感情上一再受伤,使她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把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给隔掩起来了,且没有投身到工农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呢?


所以,直到我读完《呼兰河传》的最后一页,寂寞与悲凉的感觉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总之,从小说的立意和效果看,无论是《边城》展现了美,还是《呼兰河传》揭示了丑,两位作家通过作品,都很好地实现了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共同的创作理想。他们虽然视角不同,路径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殊途同归吧。


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新中国的女性,跟小说中的女性相比,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美好时代。


湘西边城与呼兰河城——这两处小城镇,因两部成功的小说,使它们从此拥有了文学的恒久魅力。


回望这段学习《边城》与《呼兰河传》的过程,就像是与两位作家先驱在神交。在发黄的书页中,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是他们给予了我丰富的知识、精神的启迪。更重要的是,从两位作家身上,我获得了无法言说的力量!


感谢《边城》!感谢《呼兰河传》!


(责任编辑 杨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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