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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建筑曾比大金字塔还要高,其高度取决于帝王敬天的程度

生活时尚2019-09-2223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在两千多年的儒礼规范之下,礼制早已渗透在古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也包括“衣食住行”。对古代统治者来说,“礼”就是一种秩序,伦理道德及生活中的吃喝拉撒都必须在规范下进行;基于这样的统治思想,古代建筑上至宫殿下至民房都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


可是当我们查阅相关规范时会发现,这些规范严格制定了建筑物的等级、布局、用料及装饰色彩等许多方面,却唯独没有对其高度做出过详细规定。


古代礼制规定的建筑参数多属尊卑布局规范


于是在符合尊卑等级的前提下,我国古建筑的高度实际上是不受礼制限制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得从建筑礼制及“楼阁”的起源说起。


从《考工记》到《周礼·冬官》,建筑礼制在西汉时已成定则

《考工记》形成于战国时期,西汉在修《周礼》时由于“冬官”内容的缺失,就将《考工记》加了进去,最后形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西汉是儒家思想开始主导王朝统治的时期,因而《周礼·考工记》就成了后世历代关于建筑礼制的规范,同时也对我国古建筑的形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禁锢。


《考工记》中存在大量建筑尺寸上的比例规范,比如依据城邑和宫殿的等级、城门必须有多少个门洞、南北主路有多宽、建筑台基有多高等。


这些规范几乎详细到建筑中的所有结构细节,形成了建筑组群、单体建筑、装饰色彩级别等多重“尊卑参数”。如果依据建筑台基的尺寸及比例参数,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建筑都不会有多高,难道这就是有关古代建筑和楼宇的“高度规定”?细究下来后,我发现这其中跟“楼”的因素关系极大。


《考工记》汇总了西周战国以来的建筑经验及规定


常见的古代城市中,由于受限于木料主柱的高度,建筑物高度多在2-3层左右,其中又以角楼和鼓楼最高,可以高达几十米。但角楼和鼓楼都不是用来住人的,那是城市中的一种防御性设施,可见在很长时间里,古人基本是无缘住进“高楼大厦”的,因为“楼”这东西从一开始就跟生活居所无关,所以《周礼·考工记》里也就不会对其作出详细规定!


“楼阁”起源自战争及防御用途,因而得以避开了礼制的箍禁

先秦文献中确实也频繁出现有“楼”的字眼,比如“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尔雅》)、“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墨子》)。


联系上下文我们可发现,先秦时对“楼”的描述均为战争防御用途,包括战争时用的“楼车”、“楼船”、“望楼”……那时候,“楼”多指的是一种井干结构,可以应用在器件制造和建筑上。


不过同样的结构建造“楼车”和“楼阁”成本会大不一样,所以有限的资源都用到了战争上,而与民用有关的“楼”就不多见了——不是不能,而是尚无必要,又不是没地方住人。


早期的“楼”多为墨家御守所为,并非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建筑


汉武帝崇尚仙道,因为当时具备了成熟的井干构造技术,于是就建了“很高很高”的楼台、期望更靠近神仙。《史记·孝武本纪》载:“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我们相信这里说的“五十馀丈”应是夸大之说,否则按单位换算的话得有一百多米高了!


司马迁应是想表达“很高很高”的意思,由于礼制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关于“井干楼”的记录也就如此寥寥数语而已。班固也说“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同样只说井干楼很高,至于具体高度也无提及——如果那是当时建筑礼制上的盛事,那是没理由不具体记载的。


同样的夸张描述也见于张衡说的“井干叠而百层“,百层是什么概念?没有了礼制来拘谨一下,这些形容还真能上了天去!除了汉武帝“纵骄而彼得“(唐《花萼楼赋》)的井干楼之外,战国到两汉时期在技术上虽能制造高楼,但仅概念上开始出现了“屋上之屋”(多为两层用途),现实上却离不开战争及防御之用。


笃信仙道的汉武帝也曾干过“修仙塔”这样的荒唐事


在战争之外,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建筑意义上的“楼”字:战国时的两层城楼防御建筑(墨子的御敌策略所创)、或西汉时的两层民用建筑和多层塔楼建筑。


佛教文化的引入及帝王敬天的程度不断刷新着我国古建筑的高度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引入和兴起,当时除了制造大量洞窟巨佛,类似汉武帝“井干楼”那样的高层塔楼也开始在神州大地上“风生水起”。


《洛阳伽蓝记》中记录的永宁寺塔就诞生于北魏时期(约公元516年),由笃信佛法的胡氏太后所主持修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今人较为认可的永宁寺塔高度是约九层、加上塔刹共合147米,是目前我国古代最早期的伟大佛塔。


永宁寺塔的诞生自然皆因皇家有“敬天敬佛”的巨大资本,它产生之后,后世有帝王如果想要表达自己与天的亲近,就不得不要超越这高度了!这样的皇帝自然有,而且同样发生在洛阳。


由于存在考古遗址,“永宁寺塔”是目前最具可信度的古代高层建筑


《狄仁杰通天帝国》里描述的“通天浮屠”高66丈(约220米)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武则天于公元695年落成的“天堂”(通天塔)。根据史料记载,“天堂”的高度为900唐尺、约合264米,再结合今日的遗址考古分析,实际上的“天堂”可俯视已建成的90米高明堂,估计应为150米以上。


由于“天堂”和明堂皆被薛怀义所焚毁,其真实高度如今就众说纷纭了,但依武则天的心气,“天堂”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高于北魏胡太后修建的永宁寺塔吧?


《旧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三薛怀义》载:“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据此,也有人分析说,初始时的“天堂”确为二百多米的高度,后来重修时参数就大大缩水了;今日所见遗址为重修后的参数,故而造成了考古数据与史料记载的差异。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也就146米高,以唐代的建筑技术来看,我国古建筑曾超越大金字塔完全是有可能的!


武则天“天堂”虽曾真实存在过,但其高度比例目前存在较大争议


永宁寺塔修成16年后毁于雷电大火、“天堂”和明堂也是毁于明火,耗费巨大的建筑如此短命,又间接促进了我国古建筑防雷防火技术的发展,宋代的《营造法式》里就汇总了前人的所有建筑智慧、达到了我国古建筑技术的高峰。


宋代《营造法式》集我国古建筑的法则大成,但建筑“高度”却终成历史

永宁寺塔毁于南北朝时期的雷电后,该时期后我国实际上已催生出一系列防雷举措。南朝刘宋时的《荆州记》就记述了“重母畏雷,为母玄石室”的故事,用绝缘的大理石为母亲建造能够避雷的石室;宋朝时已能够通过建筑物四柱的设计来避免“跨步电压“、由此达到避雷之作用。


早在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之前,就有法国人在《中国新事》里描述了我国古建筑在屋顶的“翘角龙头”处有铁丝引入地面实现避雷的设计,证实了我国古建筑很早就具备了“避雷针”。


古代建筑中的有多种防雷举措,但尚未形成原理和定则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中整理《营造法式》时曾亲赴各地考证过大量宋代古建筑的防雷设施,也证实了宋朝时就已存在通过各种屋顶神兽来避雷的设计,其中就包括今日的“避雷针”,只是当时的古人尚不知其理(真正的科学原理还是富兰克林发表的)。


避雷方式的发展理论上为高层建筑的修建提供了保障,可惜元代之后佛教式微,元朝统治者只注重喇嘛庙的修建、朱元璋就更是连祭天封禅都懒得干......


帝王敬天的退却导致这之后再无大型高塔和楼阁的修建。在这期间,《营造法式》里的种种建筑智慧最后虽在明代紫禁城里有了最全面的体现,但就唯独缺失了“高度”。


《营造法式》对我国古建筑有大功,其实也存在禁锢


根据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分析,我国古建筑虽以砖木结构为主,但从现存“应县木塔”等的修筑方式来看,只要统治者财力足够(或有着胡太后或武则天那样的敬天心态),要不断刷新建筑高度本非难事。


由于儒礼始终占据主流,过往的建筑高度仅“昙花一现”也是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算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的“非主流”亮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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