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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减贫报告:“极端贫困显著减少”的背后 各国都做了哪些努力?

成功励志2019-10-1214

9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亚洲减贫报告2019》(Boao Forum for AsiaAsian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rt 2019)。在梳理了亚洲贫困人口现状及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后,报告总结了亚洲国家取得的减贫成就、可分享的经验与发展演化路径。


世界银行《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 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极端贫困显著减少。1990年,该地区有9.87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700万人。2018年年度减贫表现最佳的三个国家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中国。亚洲国家的减贫成绩有目共睹,报告据此总结出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五条经验,并将马来西亚的经验作为范例进行了分享。


在众多减贫“榜样国”中,中国的成绩举世瞩目。在明天的报告分享中,将专门就中国减贫经验充分论述。以下为部分报告原文,完整报告请关注《亚洲减贫报告2019》。


在过去40年,亚洲的减贫效果,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世界银行《贫困与共享繁荣2018》 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极端贫困显著减少。1990年,该地区有9.87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700万人。平均而言,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年减少了约3800万。虽然南亚仍有许多极端贫困人口,但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与东亚地区类似的故事,这是个好消息。1990年,南亚有超过5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到2015年,这一数字降至2.16亿人。目前相当大一部分的极端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南亚,但预测表明(结合印度消费量的预期变化),贫困人口总数会迅速下降。


《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第22页)指出,东亚和南亚国家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困)、目标4(优质教育)和目标7(负担得起和清洁的能源)方面获得了最佳表现。


本章主要回顾亚洲国家取得的减贫成就、可分享的经验与发展演化路径。


亚洲国家减贫成就


快速经济增长和减贫奇迹


减贫成就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反映,一是在一段时期贫困人口绝对量的减少或贫困人口比例减少的百分点,反映总量的变化;另一个是在该段时间内的年均变化率,反映减贫的快慢程度。


总体上,按照世界银行1.9美元每天的标准,极端贫困人口的降低比例在绝大多数国家均有良好表现。这是亚洲国家减贫取得成就在不同国家层面的直接体现。与不同的早期年份相比,降幅在50个百分点以上的有8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土库曼斯坦。降幅在10-37个百分点之间的有个别国家有13个国家,只有个别国家出现了贫困率上升,也门共和国与1998年相比上升了11%(参见表7)。高收入国家的早期贫困发生率已经极低,因而这种变化没有发展中国家明显。


转型经济体国家,大部分国家表现突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八个国家中,前五个国家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塔吉克斯坦属于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中,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为6.15%,其次是格鲁吉亚为3.27%,均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塔吉克斯坦(1.78%),其它国家均低于1%。阿塞拜疆通过社会转移支付保障了减贫成就,成为世界银行的典范。


东亚国家中,有数据的国家显示现有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均低于1%。


总之,这些减贫进展令人鼓舞。但由于不同国家有贫困年发生率的早期记录年份不一致,这种减贫幅度只能了解大体减贫成就,因此,通过有记录的年份的年度减贫百分点,可以考察各个不同国家的减贫绩效或速度(图10)。结果显示,有近半数的国家年度减贫在1个百分点以上。


图 10亚洲国家减贫效果


年度减贫表现最突出的前三位包括塔吉克斯坦(2.63个百分点)、土库曼斯坦(2.45个百分点)和中国(2.33个百分点)。另外,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年度减贫也在两个百分点及以上。这与总体减贫幅度反映的信息基本一致。


总之,亚洲减贫奇迹是各国减贫努力的共同结果,这一成就的取得,无疑为后期的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亚洲国家的发展与减贫经验


五个方面


亚洲地区地域辽阔,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但在国家发展与减贫方面,一些共性的宝贵经验值得分享。亚洲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贫,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目光,总结了一些针对亚洲国家发展与减贫的经验,其中包括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产业发展与促就业、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加大资金投入等方面,在此概要阐述。


1 和平的环境是发展与减贫的前提条件


没有和平,就难以保障人们的健康,甚至连人们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平、正义和强有力的制度)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


一个和平的环境有利于发展与减贫。战争带来难民问题,难民又对其邻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对巴基斯坦的难民研究发现,当地居民以及与难民合作的非政府组织认为,生态和基础设施因素是受难民影响的最重要领域。此外,阿富汗难民是影响巴基斯坦的难民群体。这可能是因为阿富汗难民人数众多 。同样,逃离家园又返回母国的难民也是一种冲击,约有290万阿富汗人“在国内流离失所”,仅在2016年,约有25万无证移民和37万登记难民从巴基斯坦返回,另有46万无证移民从伊朗返回。


战争对农民的收入也带来显著影响。在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地区(Waziristan—联邦管辖的部落地区)恐怖主义引发的军事行动中,遭遇战争的农民比情况类似地区但没有遭受战争的农民的收入明显减少 。


这两个实例表明,战争与冲突,不利于发展与减贫,和平的环境是发展与减贫的最基本外部环境条件。


2 产业发展与创造就业是减贫的直接驱动力


总体而言,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工业化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柱之一,而现代服务业是未来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些产业发展直接促进就业,进而促进减贫。


第一、农业发展对减贫的直接作用及其效果。在贫穷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比工业或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更大的减贫效果。这种差异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部分原因是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变小,部分原因是农业生产率增长在减贫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效。随着创新被更广泛地采用——从生产者回报的增加转向消费者价格的降低,减贫的来源受益于农业生产率增长。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对贫困的影响大致相似,并非只有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如此 。在农场规模大小方面,小型农户的商业化农场减贫作用更大。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减少农村贫困的主要手段。这种影响来自较小的商业农民对贫困、劳动密集型、非贸易性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消费支出增加,从而增加了农村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并降低了贫困水平 。


第二、工业化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与减贫。过去三十年中,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表明,它们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这些国家采用了一种基于积极利用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模式,并得到了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支持。劳动力过剩的存在以及从农村部门到城市部门劳动力的顺利流动,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产业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制造业吸收劳动力,加强多样化和结构转型的能力,同时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条的纽带刺激其他部门的增长,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必须促进其自身的工业化 。


第三、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亚洲国家三次产业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比较发现,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产业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一现象说明未来说明在高度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和农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几近饱和,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菲律宾的国际呼叫中心,中国的快递产业、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就业和减贫。


最后,产业的发展是促进创新、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过程。印度的情况进一步表明,虽然提高部门生产力对于减贫至关重要,但工人转向生产率增长的部门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明显加强。因此,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对加速减贫至关重要 。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投资和教育、贸易和资本开放的管理、金融部门的发展以及促进宏观经济和体制稳定,来营造一个共享繁荣的发展环境。


由此看来,产业化发展是一个整合多因素综合作用于发展的驱动与创新力量,其创造的就业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直接的减贫效果。


3 人力/社会资本的效应是发展与减贫的根本


人的因素是一切发展活动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发展才具备长久可持续效果。本部分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企业家精神促进增长与摆脱贫困的案例来说明其对长期发展与减贫的作用。


韩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韩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从1962年到现在,经济增长最为突出。关于韩国这一显著成就的原因有很多解释,大多数解释都将韩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增长归因于该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采用外向型战略。多年来,南亚国家一直在努力采取以贸易为导向的战略,但南亚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地位。比较南亚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显然造成韩国与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因此,从韩国增长经验中学到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一个国家增加贸易或开放经济的程度如何,如果该国无法通过这些政策改善其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从长远来看,不会繁荣 。


企业扶贫、创业扶贫都是反映企业家精神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挥作用的过程。从集体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企业也是减贫的重要人力资本角色并通过以下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通过言传身教或者让被帮扶对象通过“干中学”帮助当地民众提高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除了教育和培训以外还有很多,中国的精准扶贫中所倡导的“扶贫先扶智”,就是开发当地人力资本的一条有效途径。


其次,帮助矫正传统上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误解,从思想意识上改变一个人对贫困状况的认识并寻找脱贫途径。迄今为止,解决亚洲贫困问题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维持生计创业,而不是创造能够使他们摆脱贫困的企业。也就是说,已经使用的机制,例如小额贷款,通常会导致企业家创建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企业,而不是帮助他们建立能够创造资本以提高企业家生活水平的企业。在日益全球化的知识密集时代,各国关于促进增长创业创新的企业家政策可能比以往的减贫方法具有更大的希望和潜力 。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在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遭受战争创伤的阿富汗也有这样的案例 。


再者,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依托产业链或者电商渠道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这时的人力资本转化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本,在减贫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企业也得到了发展。例如,贫困地区农户对市场信息不灵通、对市场的反应不敏感,有时出现产品滞销。而中国的以经营农产品起家的电商企业“拼多多”,通过举办农货节等方式,直接把农户推向了市场。在中国,这种电商扶贫手段极大缩短了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发挥出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可见,无论是国家的长远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始终是社会的最宝贵的财富,在减贫过程中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 资金投入是减贫的必要条件


在国家层面,减贫必须投入国家财政资金,而在家庭层面,贫困往往与缺乏投入密切相关。这里我们就金融机构的减贫效果与国外劳务汇款对亚洲国家减贫的作用作一简单介绍。


首先,金融发展可以帮助消除贫困,但可能无法帮助最贫困人口。针对11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文莱达鲁萨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1990-2013年期间数据的研究 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减少了这些国家的贫困,而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贫困。而小额信贷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并且在减轻贫困方面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研究报告了小额信贷机构在微观层面的减贫效果,但这些影响尚未出现在总体水平上。因而小额信贷可以用于并不是最贫困者的群体中。穷人需要付费才能参与正规金融市场,这些费用可能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根据Stiglitz(1993)的说法,这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


其次,国外劳务汇款有助于减少家庭贫困,但不能用于公共项目。


由于穷人一般不容易从银行得到贷款,那么出国劳务汇款是对经济增长和减贫有益的财务资源,尤其是汇款对减贫产生的直接作用更为可观。汇款可能是对基础广泛的发展努力的有益补充。然而,它们不应被视为增长和减贫的灵丹妙药,因为它们与复杂程度低的劳动、人才流失和“荷兰病”等有关。此外,汇款不能代替官方的资本来源,如援助,因为私人资金不能用于公共项目 。然而对于最不发达国家,这也是减贫的一条途径,比如尼泊尔的外国劳务移民-尤其是到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劳务输出者的汇款,有助于改善经济福祉或减少家庭的贫困 。汇款对孟加拉国摆脱贫困陷阱也起着重要作用 。


5 媒体宣传与全民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


减贫依靠全社会的参与,因此媒体的宣传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发现无论是在联合国网站的博客上,还是在各个国家的报刊杂志上,都有关于减贫的宣传。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经常播出关于扶贫工作者的事迹和减贫成效。这无疑对传播减贫政策、促进公众对贫困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把每年10月17日定为“扶贫日”,在此期间组织开展集中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向贫困人口捐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以上介绍了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与减贫过程中的共性的经验和具体的案例,以供各国学习借鉴,并结合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制定自己的发展与减贫策略。


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发展进程


总结各国遵循的繁荣之路


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区域增长趋势导致各阶层人员的分布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发生变化。在2002年至2015年期间,该地区大多数的国家将极端贫困率降至个位数(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除外)。但是,其他类别的相对变化因国家而异。菲律宾的经济阶层结构在此期间基本保持不变,自2002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极端和中度贫困发生率急剧下降(图11)。


这些趋势不仅改变了各国阶级的集中程度,而且改变了各国内部经济阶层的分布,特别是农村-城市范围内的经济阶层分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穷人的比例也在增加。然而,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一般在大多数国家城市的经济安全会上升,一个有些意外的发现是,在一些国家(包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越南),农村地区的经济安全也在急剧上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经济安全可归因于城市化,城市化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从而提高了农村工资,同时也增加了农村地区从城市务工人员那里获得的汇款。


对国家一级经济阶层结构变化的分析,加上各国目前的差异,表明东亚和太平洋国家遵循的繁荣之路如下:


逐步繁荣:马来西亚和泰国,该地区较富裕的国家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大部分人口(马来西亚约三分之二,泰国三分之一)现在属于中产阶级。


脱贫致富:在中国、蒙古和越南,由于持续减贫,大多数人至少在经济上是安全的,而中产阶级正在增长。总的来说,这些国家现在的收入分配就像早在2002年的马来西亚和泰国。


摆脱极端贫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极端贫困程度很低,但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很少。相当大一部分人口仍然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或者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落后的进展: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属于大洋洲)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尽管每个国家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国家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然比该地区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极端贫困发生率高得多。换句话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极端贫困的增长弹性相对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类似于在2002年时的印度尼西亚。


从上述减贫历程看,马来西亚被认为是亚洲减贫的成功案例之一。有些项目经验可以借鉴并激发本国的减贫创新,因而在这里展示一下新视角下的马来西亚案例。


案例


马来西亚减贫经验


马来西亚经常被描述为通过再分配增长的成功案例。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进步是特殊的。马来西亚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前15年将绝对贫困率降低了一半。最急剧的减少发生在1970年至1985年期间,恰逢经济快速增长和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期(1970-1990),目标是较贫穷的人口群体。如果与20世纪70年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形成对比,早期减少贫困就是例外。相比较而言,马来西亚在1985-2000年期间贫困率以显著较低的速度下降。与收入水平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马来西亚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且女性入学率显著较高,这表明人类发展的进步源于早期。


在进步渠道方面,公共支持导向以及收入导向机制都很重要。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公共支出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入产生了影响,使该国能够享受异常高水平的这些支出效果。此外,以公共支持为主导的渠道在物质和通信基础设施方面具有早期优势。再者,由于马来西亚的增长和人类发展起源较早,马来西亚国家的行政、法律和财政能力对于成功实施大规模贫困计划和促进增长的政策至关重要,因此可以解释该国在1970-2010年期间人类发展的进步。反过来,这可能是由于独立时的有利初始条件,包括人力资本渠道。与亚洲其他成功案例不同,与不平等水平低有关的有利条件并未出现。


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发展的核心是人力资本,起始条件并非起决定性作用。以促进减贫为重要标志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不需要过分考虑太多的起始条件。实际上,中国在1949年刚刚建国的时候,国家面貌一贫如洗,其发展条件比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条件都糟糕。总之,起始条件不能成为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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